7 关东之殇（七）
7 关东之殇（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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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想起自己领导的研究小组，北一辉就感到一阵自豪与欣慰。想进行社会革命，首先就得知道社会是一个什么现状。出身比较高的大学生们固然有种种年轻人的幼稚与不成熟，却有着另外的好处，他们的视野明显比普通大众要开阔得多。
想拥有见识，不考虑个人资质的话，就只能靠钱财与先天继承的社会环境。垦殖大学是一所“新学校”，1900年创校的时候甚至没有自己的校舍，干脆借用东京政法大学的校舍。在校学生很多是没有考上东大、早稻田、庆应大学的家伙。年轻人在暑假期间自然是到处串联，逐渐的，北一辉领导的社会调查团队中出现了这几所著名学校的在校生。
各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一般都拥有超出普通人见识与能力的水平，当统治阶级的能力与组织力弱于民间的时候，这个政权也就到了自己的穷途末路。1923年，能在暑假有自己的闲暇的学生，出身都不低。穷困学生此时都在努力帮助家里面干活，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搞什么不赚钱还得倒贴钱的社会调查。
人民党干校课程本就是给统治阶级管理阶层学习的内容，出身中上层的学生一听就感到亲近。人民党政务积累出的经验，让缺乏实际操作的学生们感到大开眼界。
北一辉年轻的时候就靠干些见不得光的买卖来积攒革命经费，现在他索性要求学生们除了要自己承担伙食费之外，还需缴纳参加活动的参加费。当然，每一个小组都能分享归纳总结出来文稿的印刷件。学生们中间有人家里面就是开印刷厂的，以优惠的价格谈妥了生意，由专业排版工人负责大量印刷工作。这笔费对于日本普通家庭来说用并不便宜，然而所有参与社会调查的学生很轻松的把钱拿了出来。
有中国革命做样板，北一辉到现在为止的发展还算是相当顺利。好歹学生们理解了资本与钱财的区别，尽管北一辉对学生们的表现还是不够满意。
这也怪不得学生。陈克是很敢嘲笑外国的，例如干校就引用过陈克嘲笑外国“只有经济学，没有政治经济学”。这种嘲笑在日本的确找到了明证，学生们对经济或许有点概念，对于政治经济学则是一窍不通。即便是商学院出身的大学生，专业知识也不过是如何为商业部门服务。把日本大学课程与人民党党校以及各级学校的政治课程一比，北一辉明显感到日本大学就是在培育高级劳工，而不是人民党那种以教育来培育未来统治阶级的思路。
北一辉只能用靠自己记录的党校政治经济学课程，以及自己对“唯物历史主义”二把刀理解给学生讲课。即便如此，大学生们仍然觉得北一辉的学问深不可测。
瞅着眼前这些只想着如何解决明天生计问题的普通日本劳动者，北一辉心中是难以克制的优越感，同样还有焦急的感觉。只要再等几个月，几个月就行。那时候北一辉就能有一定人手来推动在人民中间的革命宣传。
学习人民党的经验，北一辉很清楚直接向人民宣传什么《资本论》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行，想领着日本人民起来革命，就必须有适合日本的革命方式。更直白的说，就是得有基层。而这个基层既不是那些大学生，也不是眼前的这帮劳动者。在日本想获取基层的控制权，就一定得得到一部分人的合作。这家“松鹤丸”酒肆是羽田圣向北一辉推荐的“反政府沙龙”中的一处。真正的基层人员就在这里面出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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